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高的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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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3月9日晚间，意大利总理孔特颁布行政命令，将“封城”扩展至意大利全境。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“我不出门”短短几个字。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在此次疫情应对方面起步早、手段坚决、投入巨大：早在1月31日即宣布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，并自即日起暂停往返意大利和中国的所有航班，此时距离1月30日世卫组织（WHO）宣布新冠肺炎为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不过1天；开始部分“封城”措施是2月22日，此时距离首位意大利籍确诊患者被发现（2月6日，全国第三例确诊，此前两例都是外籍）仅16天，距离疫情首次密集暴发仅两天（2月20日全国仅3例确诊）。截至3月7日意大利累计接受检测的疑似者已突破两万人，远远高于其他疫情较密集的欧洲国家。为了应对疫情，意大利早在2月25日就调遣军队介入防疫，近日更紧急动员了全国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医护人员力量。然而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，防疫看的从来都是结果，而不是过程，偏偏意大利在“结果”方面乏善可陈。截至3月10日，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10149例，死亡631例。何以意大利政府如此“下本”，死亡率却居高不下？首先，意大利防疫“框架”早早到位，但“实质性内容”欠缺。早期“封城”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警力，但地方政府对防疫重要性理解参差不齐，警察多是当地人，“乡里乡亲”不愿抹下脸来“严防死守”，结果便是“封而不死”，封锁线漏洞百出。“封城令”前后三次颁布、扩大适用范围，但每次都在颁布和生效时间上留下一个不小的“窗口”，导致大量“红区”内民众惊恐涌出，非但未能隔离疫情，反倒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便于疫情集中相互传播的“人员大聚集”和“大串联”。其次，意大利政体较为特殊。一方面，该国是单一制共和国，很多行政规则要中央政府来制订；另一方面，为照顾意大利历史上长期邦国林立、地方特色鲜明的传统，中央政府又赋予地方过多自治权，而在单一制政体下许多地方政府偏又“班子不大”，结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“战争”中，就不免出现“上下谁也管不利索”的尴尬。对于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，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“整改”，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义派系在内、执政联盟内部多个势力平衡所推出的折衷人物，执行力有限，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无力，徒呼奈何。第三，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，下至社会风俗，对严厉的“封城”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，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。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、封建领主的压迫，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，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“个体自由”，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情，就不免有些“笨手笨脚”。这种态势导致“封锁归封锁，活动归活动”，在3月10日前，“红区”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，但“红区”内各城镇、社区仍然是“马照跑舞照跳”，人们的基本生活、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，有当地朋友称，除了亚裔开的商店、饭馆，“红区”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，而且客人不少（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）。直到3月8日、9日，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，抗议实施“过分”的防疫限制措施，而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，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，当作另类，因为意大利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社会一样，认为“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，就根本不该出门，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”。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，如果擅闯“红区”封锁线，将面临拘留和罚款，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擅闯“禁区”之外，甚至将自己“巧妙通过”检查站的照片、视频和“事迹”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，居然也能赢来不少喝彩声。直到2月27日，WHO意大利籍专家里恰尔迪仍在质疑“对那么多疑似者进行检测是否有科学依据、会不会起反作用”。如此氛围下，防疫也就难免吃紧。第四，医疗体系被“烧穿”。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经验表明，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阶段，莫过于既有医疗体系因疑似、确诊人数突然大暴发而在极短时间内不胜负荷，出现被“烧穿”之极端现象的情况下。意大利尽管是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，医疗体系完善，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为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和欧盟纾困计划，该国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，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即便在常态下都处于绷紧状态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最近5年意大利被迫关闭各类医疗机构758家，最近10年意大利医生、护士缺口分别高达5.6万和5万，这种状态应对平时、常态下医疗护理压力尚能凑合，突如其来的疫情大暴发一下就导致了“烧穿”现象的发生，重症率、死亡率也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。第五，老龄化的烦恼。意大利是全球仅次于日本、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国家。去年年底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8年意大利全年新生婴儿数量降至近18年最低的439747人，而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则分别达到80.8和85.2岁。众所周知，此次新冠疫情对老年患者和长期患有慢性病的患者“杀伤力”特别巨大，对意大利这个老龄化突出的国家、尤其这个国家中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北方工业区各城镇，自然就容易制造更多人间悲剧。3月6日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当天，意大利死于此次疫情者平均年龄高达81岁，近期更连续传出八旬、九旬老人染疫不幸去世的消息。可想而知，新冠疫情这种典型的“老年针对性疫情”遇上意大利这个最突出的老龄化社会，恰恰构成了人们最不愿看到的“定向杀伤”，就这样，意大利鬼使神差地成为了死亡率畸高的国家。那么，何时才是意大利高确诊、高死亡率的“拐点”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新版“封城令”的执行情况，以及该国在修补被“烧穿”的医疗卫生体系时，能体现出怎样的效率。当然，国际社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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